中国新闻视线网,用百姓的眼光看新闻!做中国新闻网站之标杆!

中国民生网

你现在的位置:主页 > 法治 > 文章

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中国新闻视线网小编 发布时间:2020-03-19 12:24

张扣扣案辩护词之争是一堂“法治进阶课”

浏览器版本过低,暂不支持视频播放

▲张扣扣被执行死刑,70秒回顾张扣扣故意杀人案始末。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

近日,随着张扣扣被执行死刑,其辩护律师邓学平就该案的辩护词《一叶一沙一世界》再次进入舆论视线——与其刚推出时一样,这次引发的依然是滔天的争议。

不论是弹是赞,各路文章从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角度,对这份文本做了各式分析和评价。

赞的人,称这篇辩护词引经据典,情理交织;批的人,则认为这篇辩护词不专业、文艺腔,还宣扬血亲复仇。

张扣扣辩护词之争的价值已超出“法治公开课”

近年来,热点案件常常“引爆”全国舆论。仅近两年就有于欢案、徐玉玉被诈骗案、聂树斌案、鸿毛药酒案、昆山于海明正当防卫案等引发全国性关注的案件。

2018年最高法在工作报告中提到,要“让热点案件审判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”。

确实如此,热点案件并非“热闹过后归于平静”,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,影响和改变中国法治的面貌。于欢和于海明案,就直接“激活”了中国的正当防卫制度。

这就是“法治公开课”的价值,将普通公众带入法治的门槛,让法治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。

一堂堂热点案件所奉上的法治公开课,已经带领我们一条腿迈进了法治的门槛。跨入法治的门槛,我们不能止步于“依法治国”的影壁,更重要的是去探究影壁背后幽深曲折的法治内涵。

邓学平的辩护词引发了力度空前的讨论。这场讨论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入门式的“法治公开课”,而是一堂“法治进阶课”。

从这场讨论出发,有助于社会更为深刻、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法治。

刑事审判当探究“罚当其罪”

邓学平的辩护词所开启的这堂“法治进阶课”,抛出的第一个话题便是,我们能否认为现代刑事审判的根本目的在于报复与惩罚。对此,大家基本达成共识,“血亲复仇”不能成为张扣扣脱罪的理由。

而争议不断的则是,“血亲复仇”能否成为张扣扣免死的理由?这场讨论中一个吊诡的逻辑悖论是,我们否定张扣扣同态复仇的同时,又极力主张对张扣扣“不杀不足以告慰死者”。

判处死刑这种“制度化复仇”如果是当代法治所追求的最高目标,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,为什么要用一套复杂的司法程序去“复仇”,为什么要强调死刑执行的“人性化”?“推出午门斩首示众”式的行刑,在复仇的意义上显得更为快意,也更为高效。

复仇是受激情驾驭的冲动行为,重要的在于结果。但是,结果导向的报复与惩罚不是也不应该是法治的根本目标。否则,我们将无法理解一些案件的处理结果。

例如,杭州奔驰女司机撞死5人撞伤11人案,最终女司机仅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。从简单的复仇论来看,这样的结果明显与司机造成的损害是不相匹配的(但她要承担不低的民事赔偿责任)。

再比如张扣扣的案中案,张母多年前遭王家老三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,王家老三因为未成年仅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如果简单从报复论来看,这样的结果也是不相匹配的,并且为多年后张扣扣案发埋下了“祸根”。

说到底,刑事审判应当超越简单的“报复论”,而去探究如何做到“罚当其罪”。这也就是邓学平的辩护词所致力的方向。他为张扣扣所作的辩护,从本质上与“我们为什么宽待一个过失的司机和一个懵懂的未成年人”是同一个问题。

我们是否有任何理由宽待张扣扣,以免除死刑?在这层意义上,为一个人辩护就是为所有人辩护。

因此,与其说我们通过刑事审判惩罚一个人,不如说我们通过刑事审判认识和评价一个人,并最终更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我们每一个人。

▲2分钟回顾张扣扣案二审,认定因生活不如意迁怒他人。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

辩护词发掘事实的努力不该被忽略

由这个话题继续深化引出的是第二个话题,司法的主要功能应该在于发现事实。许多人包括北大法学教授朱苏力在内,都批评邓学平的辩护词不讲事实,只讲道德和情感。

这个批评的方向是对的,但内容似乎有失公允。这份辩护词中主张张扣扣的行为是否属于“复仇”时,大量引用证据材料作为依据。但是,大家忽略另外一个层面的更重要的事实问题,那就是对法律的准确认识。

法律是什么?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。我们的死刑判决中经常有例行的“罪大恶极”这类的表述,这也是我国法律上判处死刑的量刑标准。但问题在于,什么是“罪大恶极”?在司机肇事案和张扣扣案等案件中,究竟谁是罪大恶极?

我们将法律称为一种规范性事实。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是罪大恶极的,我们便会被判死刑。这是一种基本的法律思考方式。所以,任何死刑案件中,最重要的事实判断便在于,到底哪些行为属于我们的法律上所规定的罪大恶极的行为。

在邓学平的辩护词中,张扣扣是否进行“血亲复仇”,张扣扣是否可能因为精神疾病而做出无法自控的行为,这是第一层面上的事实问题;如果张扣扣进行的是“血亲复仇”,如果张扣扣存在精神疾病,那么能否将血亲复仇认定为“罪大恶极”的一种情形,能否将精神病人做出的无法自控的行为认定为罪大恶极?这是第二层面上的事实问题。

而这一层面上的事实发掘,在技术难度上远甚于“让证据说话”。历史资源、理想信念、学术论断、哲人学思等的援引,尽管似乎有些非主流,但绝非“超越法律与事实”的辩护,而恰恰是在法律与事实之内的辩护。

更新法律认识,这是“法治进阶课”意义所在

实际上,法治的进步,经常是由第二层面上的事实问题推动的。

历史上,很多国家都曾将罪大恶极的“线”划得很低。人类历史上还存在信仰“异教”就属于罪大恶极的时代。法律认识的不断更新,是推动法治进步的重大机制。如果我们能通过张扣扣案,真正辨识清楚“罪大恶极”的所指,无疑将有助于厘清善恶之别,人之常情与穷凶极恶之别,情有可原与滥杀无辜之别。